张水藩

本文2012年8月17日发表于《华声晨报》第三版

清流县是个客属地区，唐宋以来，常年不断有外人自主流入。流入人员都以个体的形式进入，并且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清流客家的一员。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清流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由政府组织从沿海晋江（罗溪、马甲原属晋江县）等地成批量地移入了大量闽南人。他们以集体这种比较独特的方式进入清流，并且聚群而居，从而保持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成为清流客属地区的一道风景线。

在清流人眼中，清流闽南人具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主要有：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精神；对朋友忠诚，讲义气，和粗犷的性格；积极进取爱拼敢赢、勇于冒险的闯劲；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浓烈的睦宗敬祖情怀和多元信仰。清流闽南人的特点也就是闽南人的特点，而闽南人的这些特点则是从他们的先祖----两汉魏晋时代中原河洛人那里传承下来的。闽南人的祖先在迁徙到闽南地区后，将中原河洛人的基本特质保留下来，并且在闽南人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继续沉淀积累而成现在闽南人的特点。

闽南人这个族群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来看看闽南人这个族群是怎么形成的。

闽南人是中原汉人迁居到闽南和闽越土著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在秦汉时期已有少量的中原人到闽南生活，但远没有形成族群。大量的中原汉人迁入主要是在两晋时期，特别是西晋中原永嘉之乱时。据《福州府志》载“江左衣冠望族”的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当然这是名望比较大的，不著名的应该有更多。《南齐书·州郡志》也说：“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作为闽南人最早开发的晋江，也因为 “以晋南渡时，衣冠避此者多沿江而居，故名，县名因之” （宋.祖穆《方舆胜览》）。这个时候，闽南人这个族群应该是初步形成时期。随后的南北朝梁太清之后（公元５６５）侯景之乱，中原又有大批避难士民逃入闽南。唐初高宗总章二年（公元６６９），陈政及其子陈元光率军入闽，部属随之入闽定居者５８姓，又说８４姓。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兄弟组织乡兵下渡江南，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进入闽南。此为中原士民入闽又一次高潮，也是闽南人最终形成时期。有记载的带队入闽的首领不是父子就是兄弟，所谓“５８姓”、“84姓”就是58个、84个庄园主带领的庄园部曲、乡兵，这都是带有世族武装的特色。闽南人的迁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宗族、乡党的团队整体迁入，因此他们原来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语言、风俗习惯诸多文化因素也整体地移植到闽南。

闽南人的祖先都是来自中原的河洛地区，他们带来的语言就是现在的闽南语，又叫河洛语，即古代黄河、洛水一带的语言。闽南语曾是中国唐朝和北宋时期的官方语言，闽南语至今还在大量使用着古汉语的“鼎”（锅）、“册”（书）、“箸”（筷子）、“昼”（中午）、“目”（眼睛）等基本字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多舌音”等重要语音现象，都还保留在闽南语中。许多佛经中音译或意译的词语，使用普通话无法了解其意旨，而用闽南语却很好理解；用闽南语吟诵唐诗宋词才能真正地体会出它的原来韵味。

源于庄园文化

我们来看看两晋时期中原的社会形态。经过两汉和三国战乱，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造成了一大批的大地主。到晋朝时世族门阀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定荫庇亲属的数量，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由于依附民可以享有免除为国家服徭役、服兵役的特权，所以有“小人惮役，多乐为之”。当时除了把持朝廷官职的大世族外，还有在战乱中地方上崛起的豪强世族，他们都拥有具有大批土地的庄园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庄户，成为社会的主流势力。

据汉代的《四民月令》对庄园生活的记载：平时庄园主在每年春耕前后，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 庄园的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庄户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庄园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庄园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庄园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后汉书.昌言·理乱》说“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给我们画出了一幅繁荣的商业景象和富家的财富积累。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庄园，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庄园中，庐舍楼阁成片，“ 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 可见这些大户们已经有了很强的商品经济意识，除了务农之外，还积极地从事商品交易的经济活动。

庄园和平时期，种田经商。当遇到战乱之际，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这些宗族、亲属、宾客、佃客、门生、故吏就成了世族豪强庄园主的部曲。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称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作为士兵应该绝对服从所属军官的命令，作为私人的部曲就必须对主人效忠，主人对他们也负有“保护”的责任，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作战。在三国里，我们看到的袁绍就是一个大世族，他经常帅部曲出征；在水浒里，我们也还可以从祝家庄里看到一些庄户的影子，不过这个时候庄园已经没落了，很多庄户实际是自耕农。

在庄园坞堡这个小团体中，主要成员是宗族亲眷，其他还有宾客、徒附义从。维系这个团体的精神纽带，首先是宗亲的认同。你看“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做好事要遍“施九族”，而且是公开从最亲的宗亲开始。要分别亲疏就要向上追溯源流，因此睦宗敬祖观念不断地得到强化。像刘备因为粘了一点皇族，就以正统自居了，可见当时社会的宗亲观念有多强。

当然像袁绍这样的大世族庄园主要成员就不只是宗亲了，而是“宾客、徒附义从”了。宾客就是可以受到礼遇的人物了，像关公在曹操手下大概就享受了宾客的待遇吧。其他的往往是门生、故吏，甚至是佃客，人多力量大，庄园主还是会欢迎的。庄园主联络这些人的手段主要一个“义”字，像曹操用“义”笼络关羽，关羽也用“义”回报曹操。庄园主当然也会要求庄客部曲忠诚于他，但这更多的是以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古代早期，中国人对“忠”不像后期那样，专指对朝廷皇帝的忠诚，而更多的是指朋友间的忠诚，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忠字有二十多次，明确指对君主忠的只有一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出现后期的那种只忠于朝廷皇帝的气节，相反 “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像王猛之流就是。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也只能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乡春光来劝陈伯之，而不是晓以民族大义。这应该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氛围。现代有人批评闽南人的“义气”缺乏大义，可能和闽南人的义气正是源于这种文化有关。在庄园坞堡这个小团体中，他们休戚与共，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精神。战乱中，“两军相遇，勇者胜”的经验，养成他们爱拼敢赢特质。

两汉而至于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信仰习惯是一种泛神的信仰，是由原始宗教万物有灵的观念发展而来的。那个时候谶纬迷信思想普遍盛行，民俗生涯，政治生活，学术思想，无不受其影响。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淮南子》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再到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在这个时期道教形成和发展着，佛教也从西域传入，他们和中国原有祖宗崇拜的原始宗教一起发展。那时候中原人奉行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泛神论的、以我为中心的、功利性的宗教信仰。

这些文化因素深深地植根于庄园文化中，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传承，这些庄园文化已经成了维系庄园的精神支柱，也深入庄户部曲的灵魂之中。

公元311年即永嘉五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汉将刘曜等人带兵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许多世族庄园主为避战乱，带领宗族部曲武装从中原迁往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 “南渡”并不是简单的迁徙，辗转几千里路程的逃难，目标并不明确的长途跋涉，要冒种种风险和克服各种困难，包括土匪的偷袭抢劫等等。只有依靠完善的家族组织和爱拼敢赢精神勇往直前的精神，才能在迁徙过程中战胜困难完成迁徙。在移入闽南的中原汉人要获得生存空间，还必须要从土著人的手中购得土地。交易中难免有纠纷，占有武器优势而又性格粗犷的中原移民怕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引发宗族械斗。历史以来闽南晋江人的宗族械斗是有名的，一直到文革都还不时地冒出。宗族械斗即是宗族观念的产物，反过来也强化着宗族观念，它巩固了血缘关系，保证了闽南人在恶劣环境的生存和发展。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并继承北魏的均田制，和实施租庸调制，使门阀世族和庄园经济走向没落，在庄园坞堡形势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也趋于消亡。而作为南下的中原河洛人即闽南人，却没有因为离开庄园，而抛弃中原庄园文化遗产，而是在新的环境里把庄园坞堡文化：“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精神；对朋友忠诚，讲义气，和粗犷的性格；积极进取爱拼敢赢、勇于冒险的闯劲；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浓烈的睦宗敬祖情怀和多元信仰。”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远离故乡，使他们增加了对乡土认同。他们通过修族谱、建祠堂、注“堂号”（如清河、颍川、西河、陇西、太原）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记忆祖地，追溯历史，建立浓厚的乡土观念。

巩固于海外营生中

随着人口的增多，“三山六海一分田”已经无法承载这许多闽南人。于是闽南人发扬南迁中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向大海讨生计。苏同炳在《台湾史研究集》中说“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他们凭借冒险精神，驾船驶向大海，继续操起轻车熟路的贸易营生；有时环境恶劣时，像明朝政府封海，他们就组织武装船队，亦商亦盗开展活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明代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闽南人 “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

闽南人的冒险精神有一部分是寄托在祖宗身上的。中国古人“事死如事生”，古代君王遇上大事，特别是拿不定主意时，都会在太庙祷告占卜，请祖宗告示解决的办法。如果要告别故土迁徙外乡，也要到祖祠辞别祖宗，并祈求保佑。南唐李煜作为北宋的俘虏，还是享受到了这种权利，才有“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词句。作为庄园世族要撤离庄园时，也少不了这一步，他们除了告别祖宗之外，还要请示逃亡去向。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当年轻的闽南人筹划好，要去外面闯世界或者创事业以后，他们家里的老人妇女就会去祖祠丢筶或者到某个庙里求一支签。只有得到祖宗的允许或者神签的良好期许，家人才会让年轻人出去闯荡。一旦获得成功，衣锦还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报答祖宗或者菩萨，捐款翻修祖祠或者神庙。

闽南有一句话叫“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是鼓励大家要主动努力争取。但还有一句话叫“行船骑马三分命”，说的是闽南人从事的航海等危险性行业，人只能掌握三分，七分就要交给老天去安排。所以闽南人见了代理老天掌管人间世事的菩萨，总是很虔诚地朝拜，而且不管什么菩萨，能保佑我就行。也由于此，所以七月的鬼节普渡在闽南特别红火，各村轮流做东，数十台戏同时于一村演出；各家各户以“五斗米篮”盛菜肴祭敬，以祭无主鬼；以晒谷物的大蔑盖为桌，席地大宴宾客，并以客多为荣，都纷纷拉人入席，和闽西清流的会期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普渡之外，还有各种神诞，以及祖宗的纪念日，还有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等等都要张罗一下的。所以《厦门志》总纂周凯写道：“吴越好鬼，由来已久。近更惑于释、道。一秃也，而师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于是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

闽南人祖先南下时，不仅整个家庭迁徙，整个宗族村庄迁徙，而且是整个小社会的迁徙。所以他们不需要和当地的土著混居，也因此语言文化保存的特别好，很少受到土著的影响，也很少受其他族群的影响。这应该是闽南人和福建其他族群迁徙过程中的最大不同。总之，闽南人实际是十分忠诚地保存了两汉魏晋的中原文化，并在移入地加于发扬光大而已。

祲淫于日常言语中

我们还可以在闽南人中流传比较广的一些俗语中，体会闽南人的特点。这些俗语是闽南人精神的一种反映，闽南人也是在这种氛围中熏陶成长的。

“手骨屈入，哪有屈出”，这句闽南话说的是人的手骨的活动，只能向手心弯曲，不能向手背弯曲。这是很典型的小团体主义的表现，只考虑亲不亲，包括宗族的、地域的，而不考虑事情的是非曲直，这精神就是闽南人的义气。

“纸皮落水逐层拆”，这句闽南话说的是由多层纸粘在一起而生成的纸板，落水之后会一层一层地自动拆开。比喻在人们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或困难时，即“落水”之际，这种宗族的亲疏关系就要接受考验，它就会如同纸板“落水”一层层展开的纸一样自动显示出来。以此告诫人们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反映的也是宗亲要团结的意思。

“输人不输阵”，这句话是说做人比别人差一点问题不大，但在事关宗族等小团体的共同利益等大节问题上不能含糊，必须和大家一起站出来维护。闽南人在大节问题上含糊退宿，是很没有面子的事。

“卖三文钱土豆（花生），都想当头家”，这句话是说闽南人都有积极向上的要求，多数人不甘屈居人下当“伙计”。这种心态，使闽南商人人才辈出，也造成了闽南人内部大融合大整合意识较差。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句谈人生命运的问题，它否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闽南人敢拼敢赢思想基础。

“一枝草，一点露”，这句说一株草一出现，老天爷就给他准备了一滴露水，让它成长。和“天无绝人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还要稍显积极一些。“天无绝人之路”劝慰世人在逆境中不要灰心丧气，路就在自己脚下，勇往直前，总有成功之日。“一枝草，一点露”，则是认为只要是草，总有露水跟着，不管你走到哪里。闽南人这“一枝草”就因为怀着到哪里都有“一点露”存在，所以才敢于漂洋过海走世界。

“只要敢死，阎罗王也惊你”，闽南人还有一句“敢死的拿去吃”。“惊”在闽南语中是描述害怕的状态，可以理解为怕极了。这两句话意思类似，这不仅是“敢拼才会赢”的问题，而且是要“死拼”了；拼了还不够，还要以必死的信念去拼，让阎罗王怕你，这样才能死里求生，最终取得成功---“拿去吃”。当然这个“死”并不一定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死，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精力，一种商业前途等等。

“敢做鲎勺，就不惊滚水”，鲎勺是用鲎壳做的饭勺子，这鲎壳冷时硬，碰到热汤时就变软，但并不因受热变软而坏掉。这话意思是既然敢于承担某种责任，就必然有相应的定力，就要承受考验，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闽南人在闯世界时，那种肯吃苦、敢冒险，而且不屈不饶的精神写照。

“歹竹出好笋”这句话说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竹子虽然长得不好，可是却会长出好的笋。闽南人不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的怪论，他们更相信个人的奋斗打拼。他们更相信“穷没穷根，富没富种”。在改革开放之初，闽南人并没有多少人有个“好爸爸”的。许多家庭贫寒的年轻人凭着 “贫穷不是天注定，全靠人打拼”的信念，和“别人可以，我也可以”的观念，硬是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

“有时星光，有时月光” ，还有一句叫“风水轮流转”。这两句话除了说人的荣辱贵贱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之外，也告诫那些已经亮了的星星，不要看不起还没有亮的月亮，已经亮了的月亮也同样不要瞧不起还没有亮的星星，它们各有自己的机会。也有勉励那些还没有做出成绩的年轻人，机会会有的，努力奋发吧，风水什么时候就要轮过来了。

“瘦账肥算盘”说的是看起来很的小数目，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如一滴水、一粒米、一滴油、一分利，在累积的情况下就会是个大数目，有时甚至是天文数字。这是闽南人的经济算盘，说的是薄利多销的道理。不要小看利润薄，量大了，盈利的金额就多就“肥”了。

清流闽南人在移民清流的初期，除了有一小部分因气候不适应而回迁外。大部分都在经历一个磨合期以后，很快适应清流的生活。清流客家人的淳朴好客深深地吸引了闽南人，闽南人的特质帮助清流闽南人较快立住脚跟。特别在改革开放中闽南人就如鱼得水，有比较好的发展。现在清流闽南人和清流客家人在磨合中，互相促进着，共同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