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非普通的借条，它是清流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峥嵘岁月的有力见证。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胜利的喜讯传遍全国。然而，彼时的福建清流仍笼罩在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之下，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对光明充满了迫切的渴望。就在这时，中共党员王振邦受闽浙赣党组织委派，秘密回到家乡清流，联络进步力量，谋划着清流的和平解放。

　　4月中旬，在清流城东的金莲寺，一场以邀约读书为名的聚会悄然举行，“清流十人读书会”就此成立。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22期炮兵科的陈建辉，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读书会的核心成员。据《中国共产党清流历史第一卷（1921—1949）》记载：“会后，以“十人读书会”为游击队核心，秘密组织发展游击队 3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自筹资金购买枪支 5支。”

　　为了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陈建辉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利用自己曾在国民党121军350师担任中尉排长的身份，假冒国民党军连长，伪造招兵证件在清流招募新兵。当时的清流县长陈人杰信以为真，甚至还帮忙征兵。陈建辉在招兵时承诺，报名者可抵当年的征兵名额，同时宣传官兵平等、政治民主的理念，这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踊跃报名。这些青年后来成为清流游击队的重要力量，既成功破坏了国民党的征兵计划，又壮大了革命队伍。

　　此后，陈建辉组织“十人读书会”成员，与城工部和地方游击队武装密切配合，在乡间积极开展活动。他们还与明溪等地进行联络，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扩大革命影响，并计划攻打清流城关，夺取国民党政府警察队的枪支。

　　5月，得知清流县城内自卫队仓库藏有120多支枪后，陈建辉与邓福照等“十人读书会”成员，在嵩溪时州秘密策划，准备组织30多人的武装力量，以邓福照在警察队当班长的侄儿邓启发为内应，于端午节这天攻打清流城，夺取国民党清流县政府警察队的武器。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连日的暴雨冲毁了县城北门的浮桥，攻城行动被迫取消。不过，陈建辉并未气馁。他和方生等人前往嵩口梓材，发动群众，成功争取到梓龙保保长马臣俊加入游击队。马臣俊表面上是国民党保长，实则暗中支持革命。他坚决抵制国民党清流县政府收交枪支的命令，使得梓龙保的十几支枪掌握在了游击队手中。

　　然而，这十几支枪的威力有限，去哪里获取更多的枪支弹药呢？关键时刻，陈建辉想到了廖武村的廖道高与廖道明。廖氏兄弟虽是普通村民，却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廖建梁的爷爷当时参与了解放清流初期的县委工作，先后被派往廖武、塘前乡开展土改反霸剿匪工作，1956年还担任了县委干部肃反中心小组副组长。这两张借条便是他在廖武村工作时收藏保管起来的。廖建梁告诉记者：“听爷爷说，当陈建辉满怀激情地宣传革命理想和起义计划时，廖道高和廖道明毫不犹豫，爽快地拿出了家里珍藏的枪支和子弹，借给陈建辉组织的游击队，以壮大声势。在那个年代，枪支可是保命的重要物件，他们愿意拿出来，足以见得其对革命支持的坚定决心。”

　　8月，陈建辉前往福州向王振邦汇报工作后，被留在福建第七军分区即永安分区工作队工作。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十人读书会”的工作，暗中指挥读书会成员加大宣传力度。借着城关樊公会朝的机会，四处张贴宣传标语，给国民党清流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10月24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清流县最后一任县长黄乃升召集王介卿、罗大哲等 14人参加的各界人士紧急会议，成立“清流县人民自动解放临时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党，自动起义，清流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

　　清流和平解放之初，残余反动势力妄图反扑。1950年2月，陈建辉得知原县自卫总团副团长江雄生企图攻打县城的情报，立即上报永安第七军分区领导。军分区派遣陈建辉等人率侦察连在嵩口坪给予江匪重创，为清流政权的顺利接管扫除了障碍。对此，江雄生恨之入骨，甚至悬赏七百大洋要买陈建辉的头颅。

　　如今，这两张借条被妥善保存着。它不仅是革命先辈奋斗的物证，更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由、光明的执着追求。看着这两张泛黄的借条，廖建梁感慨地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平安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陈建辉这样的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