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无疑是国家的根基命脉。“劝农”制度源远流长，自后稷教导民众耕种之始，便已埋下种子。到西周，藉田典礼成型，帝王亲耕三犁，这庄重仪式彰显着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汉代设立“劝农官”，唐宋置“劝农使”，并把劝课农桑纳入地方官考绩，至元代司农司设立，《农桑辑要》广泛推广，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劝农体系得以确立。这一制度，既具帝王春季郊祀亲耕的礼仪象征，又含地方官“出郊劝农、作劝农文”的实务责任，核心旨在通过“重本抑末”稳固农耕经济基础。

　　陈桂芳，字秀甫，号西川，为广东阳江县举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初八日，他肩负重任，出任清流知县。旧志对其评价极高，称他“博通经史，心存仁爱，善政累累”。陈桂芳上任之际，欲访求清流县历史，却找不到县志记载，只有一些零星记录见之于郡志的典籍，且“寖约而不详，或遗而弗记”。即便偶尔在野史上看到一些文字记录，但其内容“简编断残，并豕鱼舛误”，为之感到遗憾。陈桂芳认为治郡者以志为鉴，编修地方志意义重大，且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正是修志的好时机，于是，决定启动清流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编修。

　　但在陈桂芳任职清流知县的五年里，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于传统劝农制度的框架下，积极且深入地开展劝农实践，为清流的农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倾注了诸多心血。

　　陈桂芳深知劝农需从引导百姓认知开始，遂亲自撰写《劝农讲义》。在这份精心之作中，他以《诗经·豳风·七月》里周公教导成王知晓稼穑艰难的典故为切入点，细致入微地阐释“七月流火授衣、三春修耜耕种”的农耕时序。文中巧妙地将物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循环紧密相连，如“一之日觱发”对应十一月筹备衣物，“四之日举趾”着重突出二月开展春耕，进而构建起“男耕女织”的清晰生计逻辑，正如文中所写“先是女服事乎内，而蚕绩所成，有衣也；男服事乎外，而狩猎所成，有褐也”。他明确指出“衣食者民生所急，农桑者衣食之本”这一关键要点，严肃警示百姓，若等到“寒至索衣、饥至索食”才行动，无疑为时已晚。他热切呼吁百姓摒弃游手好闲、懒惰懈怠的习性，尽早投身于农桑生产，坚信如此便能实现“老者可以衣帛，黎民可以不寒矣”的美好景象。他满心期待，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够达成“诚使尽力农桑，毋遂末作，毋事游惰，庶衣食足而礼义生，豳之风俗可复见于清流矣”的理想目标。

　　除了思想引导，陈桂芳还关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要素。清流城关百姓每年八月二十八日“樊公会”赛会时宰杀百头牛的陋习，严重影响农耕生产力。陈桂芳果断延续古代“禁屠耕牛”以维护农本的政策的做法。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提前张贴榜文，大力宣讲“非类弗歆”的正神观念，从思想层面引导百姓。赛会当日，他更是以政令的强硬形式，严格禁止杀牛行为，从根源上保护了至关重要的农耕生产力。在他的悉心治理下，短短几年间，清流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百姓生活安宁祥和，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条件影响，面对天旱无雨的困境，陈桂芳效仿历代官员“为民请命”的传统，祷于神祇。甲辰年（1544）夏二月，久旱不雨，百姓忧心忡忡。陈桂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亲自率领僚属师生等人，怀着无比虔诚之心向神灵祈雨。或许是他的诚意感动上天，最终“雷电晦冥，大雨如注”。为了记录这一经历与心境，他作《祈雨偶应》诗，以七言一章、五言一章分别见意解忧。“两月恒旸不雨旬，为民代命祝辞真”“烈焰民忧炽，精禋岂达玄”，将他对农事的焦虑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百里足霑三日泽，一犁甘透万家春”“谷风旋入夜，阴雨溢流泉”，则真切地表达了喜获甘霖时的愉悦与欣慰，也体现出他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

　　此外，陈桂芳深知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初，刚上任的他，便即刻命坊民龚文顕等人募集善缘，开辟一处义冢，用以妥善收葬那些无人认领的朽骨，并修建亭子加以覆盖，彰显人文关怀，安抚民心。嘉靖二十二年（1543）冬，宁化土贼李受潜入清流进行侵扰，严重威胁百姓生活与农业生产。陈桂芳敏锐察觉，迅速行动，将李受擒获，余党也一并平定，百姓得以重归安宁，为农耕生产营造了稳定的环境，延续了《管子》中“劝农功则小民治”的治理逻辑。

　　陈桂芳的劝农实践，与古代“以农安天下”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从汉代“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劝农，到唐代宇文融以“覆田劝农使”整顿赋税，再到宋代地方官撰写劝农文宣告“德意”，各朝各代都极为重视农业。陈桂芳在《劝农讲义》中坦诚表白“予忝民牧，乘时省耕，舍止桑田”，他将劝农视为自己“知小人之依”的重要责任，绝非流于形式的程式化差事。这种将礼仪传统、政令执行与民生关怀有机结合的实践，使得清流在短短数年间，成功扭转旧俗伤农的不利局面，走向生产有序的发展道路，成为明代基层劝农制度的生动典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与精神财富。（县委史志室 供稿）